年的一个冬夜，陶行知和吴树琴踏着清寒的月色，漫步于花园小径。
寒风轻拂，万籁沉寂，却挡不住两颗火热心房的激情跳动。
恰月上枝头，陶行知突然紧紧握着吴树琴的手。
吴树琴心头一颤，缓缓地望向陶行知，四目相对，已经相处多年的二人早已无需多言。
“这一天真的来了吗？”吴树琴心中有些期盼。
陶行知则将她的手捧在心前，满怀激情地说：“我们已经给那么多苦难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小家庭了。树琴，我们结婚吧！”
吴树琴害羞地点了点头，这正是她期盼已久的。
因为在她看来，尽管二人的相爱之路，有着年龄的差距和家长的阻挠，但二人还是跨越了世俗的偏见，勇敢地走到了一起。
陶行知与吴树琴毕竟“我和他的相遇是一场盛大的欢喜”，吴树琴如此说道。
吴树琴早在19岁时，就被父母的安排下准备结婚生子，可她并不想早早地结婚，而是想继续读书学习。
“读书有什么用？能做嫁妆吗？”吴父训斥着。
父亲的一席话令她对家庭彻底失望，于是吴树琴下定决心准备出逃，并联系了两个同病相怜的同学，可是逃往何处呢？
三人年纪尚轻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只好求助到了当时安徽公学的校长姚文采。
姚文采很是热心，对她说：“这件事情我想过了，你们三个可以到上海找陶行知。”
对于陶行知这个名字，吴树琴很是熟悉，虽然双方从未谋面，但陶行知的事迹早已广为流传。
他师从英国现代教育家杜威先生，留学归来后，拒绝了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，专心办农民教育，准备在中国建立多所学校，以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的局面。
并且他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阐明自己的人人平等的教学理念，也令吴树琴心向往之。
谁曾想自己竟然能到陶行知那里读书，好事一件，三人又怎么会拒绝呢？
姚文采又补充道：“陶行知是热心青年，又是在休宁外婆家长大的，跟你们还有份乡情哩！
他肯定会帮助你们的，不过你们可不能泄露这个秘密。毕竟你们的家族还是很有势力的。”
伴随着要文采的嘱托，几人相约而去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。
当陶行知见到他们后，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们去考上海一所中法大学，里面设了药学专科，我觉得中药有悠久的历史，你们三个都去学中药，好吗？”
几人听了当即答应了下来，正当陶行知准备写推荐信之时，吴树琴却说：“我们要凭借自己的本事报考。”
陶行知顿时惊愕，他的妻子汪纯宜则在旁边笑了笑说：“行知推荐了这么多人，你们还是第一次拒绝介绍信的，甚是钦佩！不过相信你们凭借实力也能顺利入学。”
“其他的倒好说，就是这基础的法语，我们还希望陶先生能够给我找个老师补习一下。”
陶行知见三人初到上海，哪有什么余钱，便主动承担了此事，说：“法语，我也略懂一些，我可以帮你们免费的补习。”
陶行知（前右一）在哥伦比亚留学时陶行知则继续鼓励她们说：“你们是新时代女性，敢于出逃就说明了你们非凡的勇气。
但女子求学之路异常艰难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以后有什么学业、思想上的问题，都可以找我谈谈。”
不久后，三人顺利进入中法大学，吴树琴也依照陶行知的嘱托，凡有学业、思想困难，皆求助于陶行知，陶行知也热心地解答。
但双方只是朋友关系，并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。
因为陶行知已经结婚，妻子是他青梅竹马的玩伴，名为汪纯宜，双方感情醇厚，琴瑟和谐，育有四子。
而吴树琴对陶行知只是敬重，双方只是事业上的交流，她也没有想着与陶行知发生些什么。
“我一直很尊重陶行知，但我没有想过成为他的妻子。”这便是她最真实的想法。
年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，被国民政府视为异类，在胁迫下，他不得不流亡日本。
家庭生活的重担，就落在了妻子汪纯宜的身上。
而且特务们找不到陶行知，便时刻威胁着汪纯宜。
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，汪纯宜日渐消瘦。
尽管陶行知同妻子多次通信，也没能够使汪纯宜坚强一些。
一年后，在多方奔走下，国民政府终于解除了对陶行知的通缉，安全回国，可妻子已经重病在床。
陶行知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家中，看到卧病在床、面容憔悴的妻子，他痛哭流涕，喊着说：都是我陶行知拖垮了你啊！
陶行知（前排左六）与毕业生合影而他所能做的便是陪她度过余生。
年，时值日寇来袭之际，陶行知受到全国抗日救国会的委托，以国民外交节的身份出访欧、美、亚、非28个国家和地区。
而此时，妻子病情愈加严重。
但国难当头，他也只能忍痛离开。
不幸的事情如约而至，就在陶行知出访美国期间，汪纯宜在上海病故。
陶行知得知后悲痛万分，心情沮丧，泪水多次打湿枕头，夫妻多年，感情早已尽在不言中。
就在陶行知萍踪飘泊，悲伤苦闷之时，吴树琴的一封封安慰信，告慰着孤独的游子。
而陶行知也在一直地鼓励着吴树琴精进学业，尤其是当她陷入思想漩涡之时。
毕竟当时正值思想变革之际，吴树琴作为一个新女性如此追求着学业，往往受到人们的误解与非议，而陶行知则给了她无穷的力量。
后来吴树琴回忆说：“我从一个险些成了封建家庭牺牲品的弱女子，成长为有专门学问的新女性，陶行知是我追求新生活的最大支持者。”
其实早在上海时，吴树琴和同学常去陶行知的住处玩，陶行知则热情地教她们学书法，带她们去听他和艾思奇的讲演，给她讲述了“把家庭、商店、工厂、学校、军队、乡村一个个变成工学团的设想……”
吴树琴被陶行知的思想深深感染，对这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，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男子十分钦佩。
“虽然我们相隔万里，但数十封鸿雁传书，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”有时陶行知给吴树琴写信，诉说心中的感受，一连就是几十封信。
吴树琴也热烈回应，这不正是热恋男女当中的激情燃烧吗？
可吴树琴却毫无察觉，而陶行知却一次比一次热烈澎湃。
一次，陶行知从美国洛杉矶寄来一首诗：
“罗矶四月雪未溶，冰晶玉洁姐妹峰。
我欲访兮无以登，一霎那间各西东。
梦中几次曾相遇，醒来人影俱无踪。
顶期桂花初香日，应有故人月下逢。”
这首火辣辣的情诗，一下子点燃了吴树琴的激情。
随后陶行知一封封两地书信，一句句关切的话语，使他们两颗心靠得更近了。
陶行知手迹吴树琴大学毕业后，由于她女性的身份，很少有专门的药物研究机构聘用她，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好工作。
为了生存，她只好在上海找了一家药房工作，每天只是机械地取药。
可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，她因为女子的身份依旧受着歧视。
她心情忧郁，心想着这辈子恐怕就要在此虚耗光阴了。
而这时陶行知的一封信再次给她带来了光明。
彼时，陶行知正在香港筹备晓庄药物研究所，就邀请吴树琴到香港，从事研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奎宁。
吴树琴喜出望外，二话不说地来到香港，后来又随陶行知搬往重庆。
不久后奎宁研制成功，在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的年代，凭借此药物可以发一大笔财。
年从美国留学回国时的陶行知可陶行知却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将生产的奎宁低价出售给了贫穷的百姓、士兵等。
吴树琴也因此对陶行知刮目相看，更加认为自己没有选错人。
此后，二人的交往更加频繁紧密，逐步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这天吴树琴给父母写去信件，正式向父母介绍了陶行知。
可吴家并不同意，因为吴家是大家族，而陶行知虽然名满天下，却是贫寒之家，更何况他又长期漂泊，双方又有着25岁的年龄差距。
于是，年龄差距、家庭的反对、世俗的偏见笼罩在吴树琴的心头，始终挥散不去。
陶行知察觉了吴树琴的变化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，于是陶行知为了能够给吴树琴一个名分，便给吴家写去了信件，请求吴父吴母答应亲事。
接到此信的吴家勃然大怒，认为如此轻佻的话语，简直是对吴家的侮辱，声色俱厉地写信呵斥吴树琴。
可吴树琴在得知此信的内容后，反倒豁然开朗，倍感欣慰。
因为她认为：陶行知如此大胆地追求爱情，我为什么不能跨过年龄的鸿沟，去给他深情的慰藉呢？
于是，她不顾家人的反对，爽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求婚。
陶行知文采颇佳，写了一首《结婚歌》献给了吴树琴：天也欢喜，地也欢喜，欢喜我和你，如鸟比翼，如枝连理，共建新家庭，相敬相爱相扶持，在工作上协力……”
他还让吴树琴把它交给音乐组的老师，谱了新的婚礼进行曲。
另外，他又兴奋地提起毛笔，在几十张红帛上乐滋滋地写了请帖。
左起：张治中、毛主席、陈诚、陶行知“你啊！还真是什么都能玩出新花样来！”吴树琴笑着说。
在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的主持下，陶行知和吴树琴在清凉亭畔的小别墅中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婚礼上没有张灯结彩，没有披红挂绿，也没有磕头拜天地，只有育才学校百余名师生热情的祝福。
他们热情的创作了歌舞、诗词、书画，向他们敬爱的校长表达了朴素的敬意和衷心的祝愿。
而所谓婚宴，不过是普通的饭菜中加上了一道红烧肉而已，但是这在抗日的年代已属奢侈。
饭后，二人回到用旧碉堡改造的、仅能容下一张床狭窄新房，开始甜蜜的婚后生活。
可在那个困难的年代，二人的生活实在清贫。
陶行知雕像陶行知的伙食只跟学生们一样的标准，一天三餐，两干一稀，经济困难时就两稀一干。
吴树琴看他生活太苦，便用自己的工资补贴家用，常常做陶行知最爱吃的肉松、茶叶蛋，而陶行知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同学们共享。
并且他的工作极其繁忙，除了兴办学校，还在为抗战奔走呼告，发表演讲，所以夫妻双方往往聚少离多。
但是吴树琴却始终能够理解丈夫，在他身边不离不弃，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，只是希望能做个长久夫妻。
可是这一朴素的愿望却也不能实现，国民政府的步步紧逼，使得陶行知时刻游走在危险的边缘。
陶行知每次在办学遇到困难时，第一个想到求助的对象，是周恩来。
陶行知（后右二）、胡适（后左一）这一举动，引起了国民政府特务的警觉。
陶行知为了对付特务的监视，妻子就成为了最好的掩护。
为此，吴树琴经常走在前面，与陶行知相隔一段距离，以便陶行知悄悄地跑掉。
有一天，陶行知再次带着妻子出门，趁着吴树琴买菜的功夫，准备躲开特务，可特务却围了上来。
吴树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架势，害怕极了。
陶行知顾及妻子的安全，便没再出逃。
这件事情发生后，陶行知内心很是愧疚，他已经“拖垮”一个妻子了，怎么能拖垮第二个？
但是自己的事业又不能废除，陶行知内心十分纠结。
抗战胜利后，陶行知与一些民主战士，激烈地批判国民政府的腐败，招致国民政府的痛恨。
陶行知手迹国民政府也露出了凶残的本相，或威胁，或监视，甚至欲除之而后快。
年，李公仆与闻一多由于反对国民政府的内战，先后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杀害。
得知此消息的吴树琴很是焦急，可陶行知却没有退缩，他镇静地说到：“我等着第三枪。”
他更加坚定地走到游行队伍的前面，并且还给吴树琴写去了遗书：
“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，这样的去，是不会有痛苦的，望你不要悲伤，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，完成四万万五千人之启蒙大事，以奠定天下为公的基础，再给我一个报告，再见！”
看着陶行知的遗书，吴树琴哭了，但她并没有阻止丈夫。
晚年的吴树琴她深知，自己的支持就是对丈夫最大的爱，她只是希望丈夫能够平安归来，可似乎一切都已注定，无情的悲剧还是如期到来。
年7月，陶行知突发溢血，昏倒在友人家中的洗手间。
当吴树琴和其他家人赶到时，只见陶行知眼睛半开着，虽有鼻息，却千呼万唤也无应。
不久后，陶行知便去世了，草草地结束了与吴树琴的八年婚姻。
这一不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，毛主席听说后，挥毫写下“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，陶行知先生千古”。
吴树琴以妻子的身份写到：
“你和我永别了！你和你爱的人民永别了！你永别了世界，永别了一切，虽然我们是千呼万唤，都永远喊你不回来！
使我难忘的是当你有快乐的时候，一定先带给我，让我们共同快乐。当你有愁困的时候，只是静默不言，将痛苦的事往心里丢，怕我对你焦忧伤心。”
毛泽东主席悼念陶行知手迹细腻的笔触是二人忠贞爱情的见证。
在陶行知去世之后，她整整失眠了三个月。
当时吴树琴仅仅31岁，可她没有再婚，只是孤独的怀念着陶行知。
尽管一切都已散尽，但她却始终保留着与陶行知每一封信。
这些信件见证了二人的相遇到最后的分别，虽然他们只做了八年的夫妻，但却是一世的情谊。
并且正是陶行知的鼓励，使得吴树琴得以蜕变成为新时代的优秀女性。
而陶行知也在妻子那里获得慰藉，他们的爱成就了彼此，相遇又怎么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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